绍兴旅行攻略助您轻松畅游绍兴

（ 一） 反射性确定力在法治国家，司法判决一经生效即被推定为合法有效，非经法定程序不得撤销、变更或者废止。

如果从宪政是一种通过限制政府、分权制衡和法治等途径控制国家权力的制度的角度看，萌芽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混合政体理论与宪政存在着一定的关联。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崛起，历史给予了我们实现社会主义宪政的最好的机遇。

一个多世纪来争执不休的宪政思想其实已深深蕴含于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人民共和国这一国号中，民主和共和实为宪政的基本要素，民主是宪政的前提和基础，是宪政的初级阶段。探讨民主和宪政概念复杂的演变史，可以肯定的是民主不等同于宪政，但两者具有某些相同的基因。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早就告诫人们，民主有其变态的形式，即多数人的暴政，或曰暴民政治。其实，中国共产党为了避免民主的局限性，很早就有以共和弥补民主之不足的制度构建，如建国前的三三制原则、联合政府等思想，建国之后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现了民族间的共和，多党合作制度实现了与各民主党派的共和，政治协商制度实现了各阶级、各阶层、各人民团体间的共和，特别行政区制度实现了一国之内两种不同制度的共处。建国前夕，因对于将要诞生的新中国还没有一个正式名称，中共中央一般使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称呼。

这两种主流意见尽管有所不同，但民主不管等同于人民还是类似于共和，都成为大家认可的略显多余的词，最终的结果自然就是人民共和国。这一口号表明中华民国的国号即将成为旧政权的随葬品，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制度的豪情壮志。毛泽东说：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

然而，据他说，该文写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当时是为了和蒋介石斗争的需要，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就不适用了，不能再用宪政这个概念。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致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以大类分，共和国有两种，资产阶级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共和国。第一段，毛泽东说过：资产阶级民主，特别是初期，有那么一些办法，比我们现在的办法更进步一些。

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由毛泽东发起，理事长吴玉章，在全部47名理事中，毛泽东名列第一。理解了上述所言，就会理解何以习近平同志全面贯彻实施宪法的言论刚出，李克强同志忠诚于宪法的言论刚出，就受到知识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

宪法有两种，资本主义宪法和社会主义宪法。本会同人深信，实行民主宪政为国内、国际大势之所趋。上述三文论点相同，发表时间相近，语气都相当霸道。到了将来，有了一定的条件之后，才能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

会议名誉主席团则有毛泽东、朱德、王明、洛甫、周恩来、博古、彭德怀、陈云、邓发、任弼时、董必武、邓颖超、徐特立等30人。本人不是宪政学研究者，时间和精力都有限，尚未来得及全面检阅中共领导人的相关言论，我相信，如果大家一齐动手，一定会有更多的发现。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情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

当读到他否定宪政的相关论点时，我首先想到的是毛泽东1940年发表的那篇名文《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心想，宪政这个概念，毛泽东用过，总不能否定吧。一时间，民主宪政成为民间和报刊、网络的热门话题。

说老实话，把毛泽东的这篇名文的作用局限于一个短短的时期，我就觉得二位先生是把这篇名文的作用贬低了其中，行政执法责任部分537条，执法责任部分49条，过错责任部分224条，事故责任部分117条，行政问责部分199条，党内问责90条，其他部分115条。

同样，让行政问责转入后者，或者抑此扬彼，都是对实践的反动。世界银行专家组：《公共部门的社会问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页。否则，就是叠床架屋，纯属多余。[12]沈岿教授主持的课题组曾通过网络资源、期刊、著作等途径，搜集了105个有关行政问责的典型案例。（5） 问责程序属行政程序，一般包括启动问责、调查核实、听取汇报或辩解、集体讨论、作出决定、送达、执行、归档、复核等环节。单独设立的问责方式分为对内和对外两种。

行政问责于是成为了政府积极回应社会诉求的重要场域，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成为议会监督的某种功能替代物。See John P. Burns, Government Capacity and the Hong Kong Civil Servi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62.[21]香港的行政问责制也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在高官和公务员彼此责任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限，仅让高官（political appointee）就政策结果（policy outcome）向公众负责。

注释:[1]参见曹鎏：《行政官员问责的法治化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二是公开问责决定，包括内外行政责任，尤其是公开向社会公众道歉。

[8]但是，我意识到，这其中多少有些误读。对于效果不佳，应视为制度风险，尽量宽容。

第二，公开道歉应当是行政首长代表政府道歉，而不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个人道歉。其次，行政机关有追究责任的义务。[40]只不过，英国人想做的是，要让机关首长（高级官员）个人直接向议会的选任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s）负责。在我们统计的1979年以来重大问责事件（案件）中，只有13起夹杂出现了人大问责，但都不是质询、回应、解释、申辩、惩罚的场域，只是履行手续。

通过北大法宝中国法律检索系统数据库进行分项检索，分别以行政执法责任、执法责任、过错责任、行政问责为标题关键词。因此，不问责，就不能给社会公众一个交代。

广义的观点是把问责作为所有责任形式的上位概念，不管问责的主体和程序属性，只要追究责任了，哪怕就是其中一种，也是问责。通过浏览，发现主要有两类：一种是因党委决策失误而追究党纪责任的，比如，2003年湖南嘉禾违法拆迁案问责案中，嘉禾县委、县政府办联合下文，错误地推出了四包两停政策。

大致分为决策失误、执行违法或不力、政绩不彰或低劣、廉政问题和个人操守不当。从上述重大问责事件和规范文本看，立法者、执法者已然形成的认识是，追责是为了给公众一个交代。

[16]包括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限期整改、诫勉、通报批评、扣发当年工作目标奖金、责令在市政府常务会议上作出书面检查、停职反省（停职检查）、劝其引咎辞职等。由于报道的笼统，对于行政问责的确切内涵及界线，看不分明。2005年辽宁孙家湾特大矿难事故问责案中，责成辽宁省人民政府向国务院作出书面检查。[43]公民交纳税金之后，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自然有权评头论足。

[36]顺着这一点去思索，我们也会有两点顿悟。⋯⋯责任的委托就应当伴随着相当的问责委托。

John P. Burns也固执这一理念，批评香港让高官公开致歉行为（public acts of contrition）的意义有限，因为高官的任命不经由普选，也用不着寻求选民的支持。因为要打破这一点，需要改动不少立法，涤荡已形成的观念，动静实在太大，收益却不彰显。

[30]所以，在问责文本中应当补上免责规定。六、结束语毫无疑问，在我国推行行政问责，对于推进民主宪政、推动公众参与，意义重大。

很赞哦!（9353）